鲍贤伦先生答网友问(六)

鲍贤伦先生(左一)

61、您的隶书作品,有些落款也用隶书,这与传统的章法模式有所出入。对此,您如何看待?

我的部分隶书作品用隶书署款,主要原因也是不得已。因为我的行草书在审美风格和趣味上与隶书不一致,放在一起觉得不太协调。是将行草书往隶书上靠过去,还是干脆分道扬镳,我正在思考和实践。像伊秉绶、吴昌硕这样把隶书与行草书分别写得那么有质量又那么协调的书法家,怎么不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62、您对来楚生的隶书有何评价?

来楚生先生也是我很佩服的一位书画家。他的隶书有很高的水准,也是到目前为止,将汉碑与汉简“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书家。不过就我的个人喜好而言,还是觉得秀雅有余而古拙苍浑不足。来楚生给我们以重要的启发,或许我们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些也更好些?

63、请您谈谈汉隶书和简帛书在糅合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在具体的隶书创作中,有需要哪些问题?

当今的隶书创作水平很难令人满意。主要是路太窄,水准也不高。毛病出在时人的相互影响。有能力

64、您如何看待目前的书法批评?

我觉得目前的书法批评有较大的进步迹象,主要反映在网络和纸质媒体的部分文章所表现出来的言之有物以及文风的不僵化。可惜真正深刻的批评文章仍不多,敏锐而不深刻的批评也终究不贴肉。批评也有待于发展。

65、我想问鲍先生,您现在对您书法风格的将来会做怎样的安排呢,汉碑全集的出版会怎样影响你的书风?您的笔法与新近出版的汉碑全集里的冯君墓志与肥致碑有暗合处,您平时临摹汉碑多还是汉简多,您对这两种风格的书法怎么看?另外如果叫您说《当代隶书谁最牛》您会点谁的名呢(有三、五名即可),谢谢。

我对自己书法风格的将来发展没有作什么“安排”。因为书法风格是逐渐地生成的,很难作出“安排”,探索也大致是一步步地摸着石头过河。《汉碑全集》的出版使我很受感动,既为编者造福天下学者的无量功德,也为中华书法艺术宝库的博大丰满。感动之余也只是泛泛地看看,以后还会选择一些心有所动的汉碑临写,但不可能也不会如别的人那样“遍临汉碑”。经你指点,我又翻看了肥致碑,实在看不出我的笔法与其有多少“暗合处”,而且我也不怎么喜欢肥致碑。《当代隶书谁最牛》把我列入意在抬举我。不过我并不习惯这种抬举。所谓“牛”,是把名词用为形容词,有水平高、本事大、影响广的涵义,似乎还有或大家公认或自以为是等复杂成分,所以我不太情愿接受这种方式的肯定。既然我自己都不情愿,怎么可能再用这种方式去点谁的名为“最牛”呢?抱歉了。关于汉碑、汉简的问题,请你参看其他条目的回答。

66、鲍主席您好。在下想问问当代对汉代隶书是不是有些误读,我们现在这样重新认识它?另外清隶和汉隶的区别是什么?隶书的书写性应该怎样借鉴汉简的笔法?谢谢。

  • 汉代隶书资源极为丰富。《汉碑全集》就收入285种(360件),还有数以万计的简牍帛书。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整体性的对汉代隶书有什么误读,也不急于怎样整体性地去重新认识它。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对丰富多彩的一个个汉碑、汉简,大家分头来做最具体的深入发掘和体会。真正认识一块具体的汉碑,比认识整体的汉代隶书有意义的多。概念的汉代隶书对创作没有什么价值。现代人有了白话文的翻译,就懒得再去读古籍原文了,久而久之还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握古文经典了。其实古文的语言节奏和思想精髓只有在对具体古文的反复诵读中体会和领悟的。
  • 清代隶书与汉代隶书的主要区别在于,清代书家把汉隶从石刻上搬到了宣纸上,用毛笔追摹了隐藏在汉石刻后面的基本笔法,其中最优秀的几位还形成了个性化的风格。虽然清隶的成就不能与汉隶同日而语,但在隶书沉寂千余年后的复兴和承传这一点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的创造精神同样值得我们钦佩和仰望。
  • 书写性的问题请参看其他条目的回答。如借鉴汉简的话,特别要防止轻薄与油滑。

67、您在把握隶书的高古上和南方作者明显不同,请问您的思路和取舍?

南方作者容易给北方作者留下清雅、华丽有余而厚重、质朴不足的印象,反之亦然。这种因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造成的差异正在受到当代交通、通讯、媒体快速发展影响而变得越来越模糊。要问我隶书学习和创作的“思路和取舍”,我觉得有三点可说:

  1. 取法汉碑和秦汉竹木简。所谓取法,就是认真刻苦地解读、体会,以此为师,而不是浮光掠影、徒有虚名。少看当代人的作品,看当代人的作品要看出缺点不足。这说起来有点不厚道,但只有读出秦汉人的优点,看出当代人的缺点,才会自觉地向古人去靠拢。人的天性是倾向懒惰的。学古人如修德行要下苦功方行,而当代的审美习惯要想不受影响也难。老师(古人)不语,自悟颇难;同学嘈嘈,相互影响。就看我们如何拿主意立脚跟了。
  2. 恰当把握主体的创作状态。比如“书写性”问题,其实就是把书写过程和创作情绪心律纸面化。麻木的勉强的心情状态肯定就不行了。又比如快慢、生熟问题,在一个新门坎上有些新鲜、有点陌生、还有点犹豫,行笔自然会慢;多次重复,熟门熟路,形成惯性,行笔自然会快。从生到熟又避熟趋生,配以相应的快慢速度,实在也很重要。快了不易古拙,慢了没有节奏。我很在乎生熟程度上的节点选择。胡小罕先生曾描绘为“凝重地挥洒”。
  3. 正确对待风格问题。风格形成是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千万不要一概而论。风格面貌不强,不必耿耿于怀;已经形成风格面貌,也不必沾沾自喜,或者故意回避。所谓风格面貌,其实就是特点而已,所谓特点,其实就是不得不如此而已。我在审美倾向上,偏向厚重些,拙朴些。而在技术层面上,我必须保证线条和线条组合不僵死。实践结果就成了目前的样子。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放弃了许多大家熟悉或者喜爱的东西,比如令人眼花的墨色变化,起伏节奏的长脚大捺,甚至繁琐的藏头护尾……为了求得作品的大气象,技术应该退让至看不到的地方。

68、传统的说法认为,汉代碑刻如《张迁》、《礼器》、《石门颂》等代表着隶书的最高成就,那么您为什么想到取法汉代的简帛?我知道您以前曾广泛的涉猎过汉碑,然而您在《我写隶书 。。。

  • 汉代人书写隶书,绝大部分直接写在简、牍、帛上,少部分为镌刻而写在石碑或摩崖上。简书使用范围广泛,官府文书、薄记、私人书记等等不限,主要功能为实用,因此书写状态比较真实自然。简书的书写者众多,尽管简牍多已埋没仍有数万枚存世,还有可能随考古而有新发现,因此资源的丰富性不容置疑。同时简书的书写制约也很大,一般竹简长约23。3厘米,即汉尺一尺,宽约0。8厘米,两行书也不过宽约2厘米,在如此狭小的尺寸中悬空作蝇头小字,也很难有太多的审美作为。在石碑或摩崖上作书便不同,书写载体的尺寸大大放大,给书写者提供了笔法、结构、篇章的广阔审美空间和发挥余地。书写的目的是为镌刻,镌刻是为广泛“宣传”和存之久远,于是书写的美化意识必然油然而生并持续放大。由于石刻的功用特殊而机会也较少,一般会选择优秀的书手书写。镌刻后的石质隶书在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书写的本来面貌。如此粗粗地浏览对比一看,我们便可以看出汉碑与汉简的关系了:它们本就是一个“流”里面的东西,两者的差异真可以成为我们认知时的互补,而就艺术的完整性而言,以《张迁》、《礼器》、《石门颂》为代表的汉代碑刻确实代表着隶书的最高成就。
  • 我先是临写过一些汉碑,现在回过头去看,临写得并不深入。后来又转向简帛书,发掘得也很肤浅,主要是摆脱不了时人间的相互影响。这就是我在《我写隶书》中所说的“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的情况。这以后我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解读秦汉简书的努力。
  • 至于我下一步的书法实践,一个可能是拓宽创作书体的面,比如向篆书、草书延伸;另一个可能是继续深化隶书创作,比如选择一、二种我看中的碑或简再作分析、取舍、融合,看看能不能写得更厚重又更松动

69、鲍先生好,我觉得古今写篆。隶好的书家,行书,草书大多不好,<不包括您>其中有些并非用功不勤,为什么 ?

正如你所说的,确实有许多古今写篆、隶的书家,写不好行书、草书。其中也包括我。原因大致有两条:1、从篆、隶到行、草,在笔法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能否从篆、隶的“线条”转化到行、草的“点画”,需要从概念到技法全面转变。有的人不能真正进入行、草书的技术规范,有的人虽然勉强进入,而又不能与篆、隶实践融会贯通。因此形成书体间的落差。2、人生有涯,精力有限,于是干脆放弃取长补短,而求扬长避短,术有专攻。结果长者愈长,短者愈显得短。 也正如你所说,篆、隶、行、草并擅的书家还是有的,当然我说的是真正的大家,比如伊秉绶、吴昌硕等等;而不是那些所谓“四体并擅”的书家,因为在他们并擅的四体中常常是一体也不长的。

70、鲍贤伦先生:请问隶书的古雅纯厚在结体偏长中怎样体现出来(有感于吴昌硕和您的隶书风格而想到这个问题)

你的问题让我认真想了想,试作回答如下:

  • 隶书是从篆书衍化而来的。篆书偏长,早期的隶书也偏长,以后渐渐成熟定型为方扁。所以结体偏长的隶书似乎更易表达“古”意。这个好理解。
  • 相对而言,隶书更重视横划,(东汉时便发展为波划)到唐楷才更重视竖划。线条的厚度虽然不等同于粗细程度,但书家们都会特别着力于横划的表现。比吴昌硕更典型的例子还有金冬心。因此偏长结体也比较有利于营造厚重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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