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書法字典

王羲之字逸少，出身琅琊王氏。史書稱祖父王正為尚書郎、父王曠為淮南太守；王敦、王導是他的從伯，並非父親。《晉書》說王曠主張晉元帝南渡，顯示這個家族與東晉政權建立的密切關系。關於王羲之生卒，研究資料並列約303—361與321—379兩套推定，不能把一套的生年與另一套的卒年混用。[1][2]

《晉書》描述他少年寡言，十三歲獲周顗賞識，成年後以直言和書藝見稱。“東床坦腹”的婚姻故事也出自史傳：郗鑑派人至王導家擇婿，王羲之不加矜飾，遂娶郗氏女。這些情節經史書敘述而保存，能說明當時的士族交往與後世塑造其性格的方式，細節不宜當作未經修飾的日記。[1]

早年書學傳統稱他受衛夫人啟蒙，隨後擴大視野，取法鍾繇、張芝等前代書家。衛夫人是可能的實際教師；鍾繇、張芝生活年代早於王羲之，只能稱取法對象。關於他學習每種字體的確切年齡，沒有足夠同時代記錄可逐年排列。他的書名亦非單憑《蘭亭序》一日而成，《晉書》記其晚年書藝更為成熟。[1][6]

王羲之起家秘書郎，入徵西將軍庾亮幕府為參軍，累遷長史，又任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庾亮臨終上疏稱賞其鑑識；朝廷屢徵侍中、吏部尚書等，他未一一接受。史傳保存殷浩勸他出仕、王羲之回信表白不願長期居中樞，卻願在關隴、巴蜀等地承擔使職的往復文字。由此可見，他的“退隱”有具體政治選擇，並非自青年起完全不問政事。[1]

後來他出任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故稱“王右軍”。殷浩與桓溫不和時，王羲之主張內外協調；殷浩準備北伐，他預料倉促進兵會損及江左根本，寫信勸阻。殷浩敗後，他再次陳說應減賦役、安民生、保長江，反對在兵糧未備時繼續遠徵。這些奏議有明確的財賦、軍運與地方治理內容，不能從傳記中刪去只留“蘭亭雅集”。[1]

會稽及周邊發生飢荒時，《晉書》記他開倉賑貸；面對吳會地區繁重賦役，他多次上疏，部分意見被採納。他致謝安書還逐項談到漕運期限、官吏督責、倉儲舞弊和徵役導致的逃亡。史傳保留的長篇政治書信，與其名下尺牘作品一起顯示王羲之也是實際處理州郡事務的官員。[1]

永和九年（353）暮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許詢等會於會稽山陰蘭亭，修禊、流觴賦詩。他所作《蘭亭集序》由當日山水、交遊寫到生命短暫與後人讀文，末尾說明要記錄與會者詩作。今人熟知的行書《蘭亭序》與這篇文章聯系極深，但原墨跡不存；唐人摹本、宋以後刻帖與後來的印刷影像各是不同層次的傳本。[1][3][7]

王羲之在東土與謝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往來，也對山水、養生和道教感興趣。《晉書》記其愛鵝、為道士書《道德經》換鵝、在扇上題字等故事，說明他的書名已經進入同時代人的日常交換；但這些軼事是史傳敘事，不能據此認定今日有一件可核實的《換鵝道德經》親筆原卷。[1]

與王述的衝突是其辭官直接背景。《晉書》寫兩人早年並有名，後來因職位、禮數而不睦；王述升揚州刺史後督察會稽郡政，王羲之感到受辱，於永和十一年（355）在父母墓前立誓退官。傳中的心理描寫可能含史官評價，但辭官誓文和政治關系都不宜簡化成“喜愛山水所以歸隱”。[1]

去官後，他與東土士人遊山水，與道士許邁研習服食、採藥。《晉書》保存致謝萬書，談親手栽植桑果、與子孫遊觀田園，也在謝萬出任豫州都督後勸其節儉而親近部下。書札在他的生活中兼具家常、友誼和政治規勸的作用，後世作品分類所謂“尺牘”，正應放回這類交流語境。[1]

《晉書》記他年五十九而卒，子輩遵其遺願辭讓追贈。年齡記載可以與約303—361的推定相互參看，卻不能用它直接證明所有後世年表細節。其子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獻之等見於史傳；王獻之的書名與父並舉，形成後世所謂“二王”譜系。[1][2]

王羲之身後，真跡不斷被收藏、臨摹、匯刻，唐太宗的推崇尤其擴大了典範地位。今天可見《蘭亭序》諸摹本、《快雪時晴帖》《喪亂帖》等傳本與《十七帖》刻帖，已足以討論王書在後世怎樣被理解；但把它們全部視作東晉原紙原墨，會混淆書家創作與一千多年間的復制史。[3][4][5][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