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
唐 · 596—658/659年
字登善，唐太宗、高宗兩朝重臣；由王羲之書風出發，在碑刻楷書中形成清勁而富於流動的體勢。
人物生平
褚遂良是褚亮之子。隋末隨父在隴右，薛舉割據時任通事舍人；唐平定薛舉後，進入秦州都督府任職。這樣的早年經歷說明他既非只在宮廷寫碑的“純書家”，也經歷過隋唐交替的地方政治。貞觀十年（636），他從秘書郎遷起居郎，開始承擔記錄君主言行的職責。[1]
《舊唐書》稱褚遂良博涉文史、善書，父親的朋友歐陽詢器重他。虞世南去世後，魏徵向唐太宗推薦褚遂良，稱其下筆遒勁、得王羲之體；太宗於是召他侍書。朝廷大量購求王羲之書跡時，褚遂良能逐件辨論來歷。早期名聲因此同時來自筆法、鑑別力和在御前服務的能力，而不是只靠一塊名碑。[1]
起居郎與諫官的工作使褚遂良頻繁向太宗進言。他反對在不合時機時封禪泰山，認為史官須如實記錄君主善惡；又對太子、諸王的名分和教育、遠徵高麗與西域駐防提出意見。這些政論佔《舊唐書》傳記相當篇幅，也構成其人物生平的重要部分。把他寫成“書法好、後來被貶”會把這段政治實踐整體抹掉。[1]
貞觀十七年（643）太子承乾被廢時，褚遂良參與討論儲位，勸太宗勿因偏愛魏王李泰而傷害晉王李治的安全。李治最終被立為太子。貞觀二十三年（649）太宗病重，召褚遂良與長孫無忌託付後事；褚遂良還起草相關詔書。高宗即位後，他歷任中書令、吏部尚書、尚書右僕射等職，處於朝政核心。[1]
《雁塔聖教序》的產生嵌在這一政治文化背景中。太宗為玄奘譯經撰《大唐三藏聖教序》，太子李治作《述聖記》，兩篇文字於永徽四年（653）由褚遂良書丹，刻為兩石，立於長安慈恩寺大雁塔基。它既是褚書成熟期的碑刻，也是帝王、佛教團體、譯經事業與長安公共空間共同促成的作品。故宮專題研究特別討論其政治性與物質性。[3]
永徽六年（655），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褚遂良在御前以先帝顧命和皇后無過為由強諫，遭斥退後外貶潭州，繼轉桂州、愛州。《舊唐書》記他在愛州任上去世，後又被追削官爵、子孫遭流放；至神龍年間才得恢復。其卒年有658、659兩說，不同年譜與故宮人物資料記載未盡一致。[1][2]
褚遂良的碑書有早期與晚期之別：641年的《伊闕佛龕碑》及次年《孟法師碑》顯示此前書風，《雁塔聖教序》則被故宮研究視為技藝與歷史機緣匯合的晚期高峰。若把“褚體”講成從青年到晚年完全固定的細瘦樣式，就無法解釋他在不同碑刻裡如何調整筆畫和空間。[3]
主要作品與著述
- 《伊闕佛龕碑》：641年左右書，見其較早的碑刻楷書面貌，故宮研究以它和《孟法師碑》比較《雁塔聖教序》。[3]
- 《孟法師碑》：642年左右書，與《伊闕佛龕碑》同屬研究成熟前書風的重要材料；傳世主要依碑石及拓本。[3]
- 《雁塔聖教序》及《述聖記》：653年書於慈恩寺大雁塔，兩通碑分別承載唐太宗與高宗的文字；書丹、刻石、安裝位置和後世拓本均屬於作品史的一部分。[3]
- 傳褚遂良《倪寬贊》：歷代題跋給予極高評價，且遞藏豐富；但“傳”為歸屬標識，不能把題跋的確信直接改寫成今人無爭議的親筆認定。[4]
- 傳褚遂良摹《蘭亭序》《大字陰符經》等：與褚遂良有關的墨跡和摹本名目復雜，需逐件區分臨摹、摹本、後人偽託與碑刻拓本。[2][4]
人物關係
書法評價
- 《舊唐書》載魏徵向唐太宗推薦褚遂良，贊其用筆遒勁而能取得王羲之體勢。這是與當時宮廷侍書直接相關的評價，比泛稱“秀美”更能交代他的早期聲望。[1]
- 歐陽詢對褚遂良“甚重之”，史書又記太宗宮廷購求王書時，褚遂良能辨真偽、述來歷。對其書學能力的認可，包含鑑賞與文獻判斷，不限於個人寫字。[1]
- 張懷瓘《書斷》將褚遂良列入隸書、行書的“妙品”範圍。唐代書論的“隸書”名稱與現代漢隸分類不同；這份品第說明唐人也不只以《雁塔聖教序》一類楷書認識他。[5]
- 《石渠寶笈》保存《倪寬贊》卷後的趙孟堅、楊士奇等題跋。趙孟堅看重其舒和婉暢，楊士奇引“字裡金生、行間玉潤”來贊賞溫雅流麗；這些話針對一件傳褚墨跡，不能直接證明卷的作者歸屬。[4]
- 故宮研究把《雁塔聖教序》視作褚遂良晚期高峰，強調書法成就與兩帝撰文、玄奘譯經、慈恩寺立碑的歷史條件相連。評價一件碑刻應連同文本、位置、石材、拓本和書風變化一並看。[3]
相關碑帖(3)
目前沒有收錄相關碑帖。
大字陰符經
孟法師碑
雁塔聖教序